娘的老家在淮滨， 娘九岁那年被卖到潢川，给人家当丫头。
　　娘说，她们是跑日本那年离开潢川的，那天下午她们刚出城，日本人的炸弹就落下来了。娘随东家太太回到这个村庄，这个村庄是东家的老家，也是我父亲的老家。五年后，日本人走了，共产党来了，太太和她的儿子又跑到潢川，娘再没有离开这里，和父亲在一起了，住着东家的房子，种着东家的田。那一年，娘十九岁。
　　共产党没等这家人回来就把这家的房子给分了，父亲和娘分到的房子是这家人的厅房，三间，四檐八柱蒲扇门，一个天井院，从此娘算是有个家了，娘成了这个家的主人。刘邓大军南下的那年有了我大姐，接下来就是土改，土改时，娘分到了田地，娘开始过上了自己的日子。
　　分到土地的娘开始为自己的生活忙碌了，尽管对参加土改工作的父亲有很多怨言，但心里还是很高兴。娘说，那几年的日子过得好，问她怎样好，她说：“自己种的粮食自己种的菜，顿顿干饭稀饭。”“那个时候，村子周围都是大树，有松树、麻栎树、枫香树......”
　　“土改后没两年土地收归集体了，粮食越来越少了，粮食少了就不分了，改成吃食堂。大办钢铁那年粮食更少了。”说到这里，娘的声音都变得很小，我知道那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幸亏土地下放的早，要不，你二姐就饿死了。你哥的命也保不住。你算是有运气，62年粮食大丰收，好多城里工作的人都回来了。”过了好一阵，娘像是自语又像是追问：“怎么又把土地收起来了呢？日子又难了，反对单干，批资本主义。”娘不再说了，我也没再问，因为再说就是“文化大革命”，就是父亲挨斗的事。“缺粮户”“闹春荒”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红薯、南瓜成了主食，野菜、野蒿、葛根、蕨根......不管山上的地里的，只要能吃都被吃干净。娘和一家人就这样坚持着活下来了，活下来的还有我的村庄。
　　80年代土地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征用的劳力回到了土地上，粮食大获丰收，除了缴齐国家和集体的剩下的已够吃饱了。吃饱了的村庄，穿着褴褛的衣衫带着松绑后的自由，步履踉跄的走向了城市，幻想着能在城市找到自己的梦。可是，村庄又一次失望了，城市无情地拒绝了村庄，从驱赶到收容遣送到限制，村庄在痛苦中与命运进行着抗争。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村庄坚韧的伫守在城市的屋檐下，以涎讨的方式乞求着希望。当村庄用尊严换回了深藏在裤腰里面的浸透汗水和泪水的那一叠钱的时候，村庄终于盖起了几间红砖瓦房，远远望去，像是村庄失血的脸上涂上的一抹嫣红，村庄依旧在贫穷中守望。
　　和村庄一起守望的还有已经老了的娘。83年我离开村庄的时候，娘已年近六十，年老的娘和同样年老的父亲，佝偻着身躯下地干活了，直到98年父亲去世后我带走了娘,留下的是和娘一样苍老的村庄。
　　我的村庄真的老了，和村庄一同老去的还有娘住了五十多年的老屋，老屋正在坍塌，村庄里的残垣断壁触目可见，山还是那座山、路还是那条路，门口那口娘都不知何时修起的水塘已经湮灭了，残留着一汪浑浊的水像是村庄的眼泪，唯一不变的是那口井，依然用他那甘甜的乳汁哺育着不能离去的人们。土地上只剩几个佝偻的身躯在蠕动，泥泞的小路上是拎着书包的瘦小的身影。
        娘随我辗转生活了多年，娘想家了，她的家在哪里，我不知道，娘也说不清。淮滨的家已尘封在记忆里，土改的老屋已销蚀在风雨中，只剩下还在苟延残喘村庄，娘想看看村庄，想看看村庄早晨飘起的炊烟和山前山后盛开的茶花。娘只能把这个村庄当成家了，娘的梦在这个村庄里，灵魂也在这个村庄里，娘希望村庄活着，最好是越活越年轻。